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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基本定义是保护自己的经济优势

发布时间:2021-01-21 14:09:40 阅读: 来源:保温板厂家

汇率的基本定义是保护自己的经济优势

人民币汇率话题是国际市场焦点问题,但却是对当前我国经济至关重要的敏感问题。因为其从汇改至今的升值幅度已经达到30%之多,而且一直是单边升值,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改革步伐和发展状态,也在威胁世界经济均衡发展。  面对国内外市场关于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焦点话题和热点关注,市场舆论和认知上的表面化、简单化和非专业化已经导致焦点问题的论点偏颇、延误时机甚至错位改革效率。因此,我们对人民币汇率的自我状态判断的局限停留在进步和改革的表面,实质性的改革和效率性的改进有所偏离改革初衷,尤其我们对美国连接的美元等外部问题的关注偏重于问题和矛盾,不对等和不合理的评价使得我们的策略和对策出现偏差,既没有抓住我们的机会,实施有效的改革,也没有有效对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把握好我们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和提高。  首先,人民币升值已经严重超出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即价格有上有下的技术韵律。人民币一直处于单边升值状态,不仅扭曲了市场价格基本规律,而且囤积了市场技术与情绪风险。我国人民币汇率状态处于国际市场的风口浪尖,但是却严重违背国际金融市场规律趋势和教训借鉴,尤其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无论是美国的压力或国际多边机构的评价,或多或少脱离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尤其是严重违背市场规律和经验。  其次,人民币升值已经严重脱离国际趋势,即干预政策成为各国首选。很多国家政策面对美元贬值与各自货币升值的压力都普遍采取外汇储备或央行手段干预汇率的升值趋势,以消化自身经济过热或通胀压力过大的局面。中国则没有明确的态度,国际舆论压力很大,这需要中国自己化解,也需要国际社会给予理解和融通。任何货币汇率首先是自己国家发展和利益为主,而不能将自己的货币汇率顺应甚至顺从外部或个别国家的需要。汇率是双边或多边关系的体现,但主体利益是自身,而非他人。  一方面是面对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状况,货币价格应以扩大生产和保护竞争优势为基本原则,然而人民币升值的状况严重削弱中国经济和企业竞争力,中国仅存的数量和规模优势在人民币升值中被削弱,这对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环境是不利和不稳定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面对国际市场突发金融风险,中国实际状况尚未与国际市场对接,而国际舆论却用国际高端经济和货币体的模式要求中国汇率升值,进而导致中国货币严重脱离市场规律和趋势方向,与主要汇率和价格指标逆向运行,单边走势突出,进而囤积大量投机性风险。  面对中国人民币汇差和利差的优势,投机因素在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格外突出,并引起高度关注,这对于一个市场经济起步阶段和基础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则带来市场健全与规范的失衡和过热局面,不仅不利于中国自身发展需要,更有可能是世界未来稳定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结合到人民币和美元的比较,美元拥有制度效率的根基保障,美元市场份额绝对优势无法改变,美元无法替代。  我国人民币缺少的是制度保障体制,仅靠我们对策的数量规模将不仅不会实现人民币目标,简单或短期的人民币国际化判断不是在进步,相反进程是可能倒退的趋势,反之是在囤积人民币的风险,不利于经济稳定,不利于人民币价格均衡和合理把握,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借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人民币是本币,尚未完全开放,并不能超越货币资质承担不能驾驭的国际责任。  近期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单边趋势开始发生变化,人民币贬值预期呈现,但无论货币升或贬都需要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和见地,不能顺风倒,更不能使自己陷入困境、陷入被动。  我们汇率的贬值十分紧迫,这是防风险的关键技术需要,但是我国经济关口的信心心理作用却需要我们以相对稳定面对变化,而不能过于急躁的修正与改正。我们两难性出路在于加紧汇率制度建设和市场开放,其中尤其在于我国外汇市场的开放。  全球外汇市场的主导性以及我们外汇交易的上涨性表明,我们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国际趋势和顺应自己需求,及时有效规划和放开市场,以此促进我国外汇储备的保驾护航作用,而非负担包袱的的纠结。  去年8月份以来,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世界经济下行风险骤然加剧的大环境下,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增速逐渐放慢。  虽然全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6420.5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但与一季度29.5%和1-10月份24.3%的增速比,减速态势相当明显。特别是12月份进出口同比只分别增长11.8%和13.4%。进口虽然全年增速高于出口2.7个百分点,但12月份减至低于出口1.6个百分点。2012年1月份这一势头又有加强。剔除春节因素的季节调整后,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同比增速分别放慢至6.2%、10.3%和1.5%。虽然要等2月份数字公布后,前两个月合并计算更具可比性,但大势已相当清楚。  今年世界经济前景相当不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24日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到3.3%,而去年9月的预期是4.0%。其中美国估计增长1.7%。欧盟委员会最近预测今年欧盟经济将负增长0.3%;虽然德法英三大国仍将勉强增长0.4-0.6%,但大不如前。  10年前的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中,我国产品由于成本优势,对发达国家出口依然保持了一定增长。但这种情况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有所改变。2011年,美国从全球进口比上年增长15.6%,从我国进口只增长8.1%。因此,对2012年对发达国家出口增长的困难,必须充分估计。  不利的外部环境对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块增长增添了很大困难。在扩内需的同时,稳定外需,确保进出口稳定增长,显得至关重要。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需要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转变,因此减少对外贸的依靠没有关系。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依然是来自内需(消费和投资),并不是出口主导型经济体。虽然继续扩大内需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不可轻视外贸。过去三年的事实证明,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必须以内需外需均衡增长为前提。如果外贸掉下来,整个内需增长都要受到影响。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进出口双双大幅下降,净出口使当年GDP增长缩减了3.7个百分点。为了保增长8%,国家采取大规模投资拉动的政策,当年资本形成拉动GDP增长8.7个百分点。但今年不可能重复那种做法。因为我们同时面临着抑制通胀和稳定信贷平衡的严峻任务,不能再搞超大规模投资。同时,过去三年事实还证明,凡是出口恶化的年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也会降下来。因此,在努力增加消费的同时,必须确保净出口对GDP增长作出正贡献,并力争贡献1个百分点(2010和2011年分别只有0.8和0.5个百分点).  要做到这一点,进出口都需要增长10%左右。就出口而言,难度不算小。2011年欧美日港韩合计占我出口总额63.4%。从四季度以来增速和经济形势看,增长10%有难度。因此需要继续优化市场布局,大力开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国家市场。2011年它们占我国出口的37.7%。到2015年要力争提高5个百分点。  这些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出口退税政策。多年来,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反复调整,类似有保有压的操控。这给企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根据WTO通行规则,各国所有出口产品都应当是零税率,从而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我们应当在稳外需的努力下,把这一点制度化。  另一个重要的是汇率政策,即人民币汇率必须保持基本稳定。从2010年6月恢复浮动到2011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上升了8.3%。但这不是衡量汇率水平的科学标准。标准应是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按贸易加权和剔除通胀后的对一揽子主要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按此指数,这一期间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了13.7%;2005年7月汇改以来累计升值48.0%。这种大幅升值并没有缩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相反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很大困难。  加强出口信用保险、贸易便利化、加大对中小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支持力度和促进中日韩自贸区进程,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更重要的是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加快向自主品牌和高端化、高附加值方向发展。2012年,尤其在加工贸易转型上将迈出较大步伐。同时,也将加快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外贸出口转型示范基地,涵盖服装、医药、电子、轻工等众多领域。困难的外部环境反过来将推动这一进程。  扩大进口是另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在扩大进口的政策推动下,我国进口增速连年超过出口,贸易顺差逐渐缩小。2011年,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只有2.13%,回到了2000年即入世前水平。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扩大进口的政策应当更有选择性,即重点是扩大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高新技术、关键设备和部件进口。2011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只比上年增长12.2%,不及进口总额增速(24.9%)的一半。而初级产品进口增长39.3%,豪车进口增长40.8%。这显然不符合整个国民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和产业升级的方向。因此,调结构将是扩大进口的核心。  “祸兮福所倚”,2012年,是把困难化成我国工业和外贸加快进步的难得时机。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争取中华民族的更快复兴!  发达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是我国大陆传统的主要出口市场,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贸易增长尤为显著。2011年,我国对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出口合计8540.78793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大陆出口总额18985.9984亿美元的45.0%;如果再加上对香港特区出口2680.25399亿美元,合计高达11221.04192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59.1%。尽管对香港特区出口中有不少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口,将对香港特区出口全部纳入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并不准确,但上述数据足以表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陆出口中的重要性。  然而,无论开放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巨大的进步,我们也不能忘记开放经济中潜在的风险。特别是作为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我国出口贸易高度依赖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巨大风险。看看我国的东邻朝鲜,那曾经是一个经济开放而富裕的国家,相当深入地参与了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分工,也因此而受益不浅,多年保持着比中国更高的生活水平,化纤等工业比中国更先进,农业比中国更现代化。朝鲜著名的咸兴二八维尼纶厂于1961年投产,1970年化纤就占纺织品70%以上;而中国直到1963年才与日本仓敷人造丝株式会社签约引进维尼纶成套设备,北京维尼纶厂1967年投产,但产量规模长期比不过朝鲜同行。1984年5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参观咸兴二八维尼纶联合企业时,就很赞赏朝鲜化纤工业取得的成就,表示在化纤工业方面中国要向朝鲜学习。 直到1980年代末,笔者的同学中还有人被派往朝鲜留学,学习轻工专业。根据中国学者温铁军(曾被联合国请到朝鲜担任农业顾问)提供的数据,到1980年代,朝鲜已经装备了6万台拖拉机,从而全面实现了农业机械化,70%的人口城市化,粮食人均800斤,年收入人均900美元。  与此相对应的是,2009年我国总人口133474万人中,城镇人口62186万人,城市化人口比重46.6%, 尚未达到朝鲜30年前的水平。正是基于较高的发展水平,1945年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以来第一次正式物资交往就是1984年朝鲜援助韩国,当时朝鲜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遭受水灾的韩国提供了5万石大米(一石大米=59.2公斤)、50万米布匹、10万吨水泥和一些药品等救灾物资。然而,由于苏联东欧剧变,朝鲜原来参与的国际分工体系崩溃,朝鲜因此而蒙受了毁灭性打击。不仅朝鲜、越南和古巴,就是名列世界前十位的富裕国家芬兰,也因为苏联解体、对苏贸易崩溃而蒙受重创,几乎花费了10年时间方才恢复。如果西方市场由于某种原因而对我们关闭,朝鲜蒙受的重创是否会落到我们头上?孙子云:无恃敌之不我攻,而恃我之不可攻;我们不能过度依赖某一区域或某一国家市场,在这个国家将我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时尤其如此。  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中国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推行更合理国际经贸规则的突破口。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能接受新兴力量树立的经济、政治、文化规则,这是数千年来全球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的客观规律。  从全球经济份额变动来看,我们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给予足够重视。近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优良,增速明显超过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显著提升。根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2011年4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提供的数据,在2010年全球实际GDP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47.7%,仅中国一国就占13.6%,接近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4.6%),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实际GDP的34.1%,占中国之外的世界实际GDP总量的39.5%。 倘若将这样大的一块高增长市场拱手让人,无异于商业弱智,甚至是商业自杀。更令人不可忘记的是,从巴西到安哥拉、赤道几内亚,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近年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制造的,因为他们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对华出口,这也就使得我们在开拓这些市场时获得了额外的优势。  加力拓展新兴市场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的长久之计,而且正在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因为接踵而来的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正在损害发达国家和地区吸纳中国大陆出口增长的能力,去年中国对欧盟、美国、加拿大出口增幅分别为14.4%、14.5%和13.7%,均低于当年中国出口总额增幅(20.3%)。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力度拓展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市场势在必行。如果上述传统市场之外的市场在中国大陆出口贸易中占比提高5个百分点,按去年出口额计算,那就是900多亿美元的出口,而且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以一般贸易居多,这对我们出口企业解困能发挥不少作用了。所以,中国企业,把眼光投向新兴市场吧!  2012年房地产市场究竟会向何处去?笔者认为,要从三个维度予以评估,一是宏观调控的追求和成果,二是地方利益博弈和可能的对策,三是市场供需平衡和运行逻辑。  最近,纽约梅隆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霍伊把中国房价列为“2012世界经济三大不确定性”之一,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过,笔者认为,把中国房价拉入世界经济三大不确定性之列,还是有点抬高了我们。当然,对我们自己来说,外界对中国楼市的夸张认识也不无道理,毕竟,房地产出现问题不只影响本行业,而且关系到上下游庞大产业链和金融体系。  最新的调控成果是:1月份,全国70个城市房价由过去的“涨停”变成了“停涨”。那么下一步,这些城市的房价是继续下跌,还是转变为有涨有跌?  这就涉及到“房价合理回归”的衡量标准问题。显然,这是一个考验调控智慧的重大问题。国际上一般把房价收入比作为常用的标准,通常在3-6之间;最近也有专家提出房价涨幅高于CPI、低于GDP属合理。如果机械套用房价收入比,截至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在8.7左右,要达到合理,房价还要普降30%。那么,逐步提高居民收入的因素要不要考虑进去?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标准,但有一点绝对不容忽视,就是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乱”的局面,一定会伤害中国经济。而如果中国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就会冲击到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的经济;间接地,也会对全球经济雪上加霜。从国家宏观政策来讲,并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所以说,最近高层强调宏观政策预调微调,除了包含金融和财政政策之外,也暗含着房地产政策的微调。对此,大家可拭目以待。  前不久,安徽省芜湖市推出一揽子的鼓励购房的政策,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明显冲突,挑战了调控“底线”,所以被叫停。但是,如果低于“底线”,把政策调整为对购买首套房进行扶持,则与中央“有扶有控”的政策精神不冲突,就可能实现一些微调。各地情况不同,而“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又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的需求从长期讲是刚性的”,对于房地产调控一味理解为压,显然是不现实的。  房地产调控政策是一个组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压。对于过度的投机和投资性需求要坚决抑制,所谓“不放松”是针对这一块。对于普通商品住房,中央强调要加大供应,这也是非常明确的。保障房建设不容置疑,要在加大建设力度的同时做好分配和管理工作。为满足刚需,房地产商们应该在调控的大前提下,通过适当的降价促销。如果房地产现有存量长时间没有成交的话,就会出现恶果。应当说,现有存量商品房里,大比重的还是普通商品房,属于奢侈品供给的比重有限。打击的是过度投机,是过度超前消费,这一点务必搞清楚。  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约束条件下,房地产宏观调控不能放松。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将来住房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人人都拥有自己的房,但人人都要有住处”;“房地产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效益,但是,为了促进公平和稳定,政府调控也不能松”。目前宏观调控的成果之一就是,政策可以对房地产业施加有力的影响,那么,下一步选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笔者认为,还是应回到保障房和普通商品房供给上来。但需要注意到,已很多专家提出,保障房除了实体房屋的分配,也应该包括货币化分配,应当与收入分配改革结合起来。像芜湖市发放买房补贴,如果是针对第一套房,笔者认为是可行的。现在银行已取消了差别贷款利率,可以适当恢复。对于一套房的购买者给予适当的税收、利率补贴,符合刺激内需和“有扶有控”的原则。也还可以在金融创新方面有一些新的动作。  在继续调控的形势下,A股市场房地产板块会如何表现呢?特别是,如果今年房价与去年持平甚至下降,房地产板块收益情况会如何呢?笔者以为,第一,要看存货能不能卖出去;第二,要看流动资金能不能得到补充。  从年报数据看,地产上市公司存货比较大。既然大家都已经看到这个情况,就都会从各自角度采取措施。从地产商来说,一定会千方百计推出措施促进销售。从宏观政策来说,调控的最终目的是发展房地产业,而不是把这些上市公司往墙角里逼,甚至逼死。所以,政策也必然会微调,以适度降低库存。只要销售动起来,就可以回收资金。因此,过于悲观是不需要的。同时,房地产公司中已经上市的显然比不上市的更有自我保护空间,更有回旋余地。  就目前房地产板块的市场估值来看,市盈率已经偏低。这两年无论整个A股市场还是金融地产板块,都被“超调”了。由于大的宏观经济环境并不差,有关危机因素正在通过随机调节逐步消减,不存在发生大范围的、崩塌式的危机的可能,已经连续低迷两年多的中国股市必将呈现恢复性上涨。而随着房地产政策“有保有压”内涵的充分展现,随着房地产促销的展开,房地产板块应该会有上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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